《说不明  道不清2:揭秘近代中国、欧洲发展之进程》(暂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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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概述

分类:人文社科    标签:历史

本书共计16万字,分为“开场白”、“第一章 姐妹花:原来中欧如此相像”、“第二章 大分流:工业革命优先光顾英国”、“第三章 大揭秘:近代中国与工业革命”、“第四章 未完待续”五个部分,是《说不明 道不清1:你不了解的开放发达之明清两朝》的续作。从比较史学角度,分析中国、欧洲近代化道路的不同,着重分析工业革命的爆发机制。
本书将视野扩展至经济史、生态史领域,不再仅仅纠缠于明清中国思想保守、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等传统领域与观点,一改从市场需求角度探讨工业革命爆发原因的传统视角,从供给侧角度解释工业革命与近代化成因。它博采众家之长,充分利用现有史学理论,以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史学视角解释19世纪中国、西方经济发展大趋势;为当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都提供了历史借鉴。
本书秉承了第一册通俗诙谐的语言风格与叙述方式,“邀请”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维多利亚女王、柳如是、郑板桥、张履祥、周莹、林肯、伍秉鉴、徐光启、乾隆帝、嘉庆帝、时传祥、瓦特、俾斯麦、博尔顿等中外名人聊天座谈,相信绝大多书非史学专业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饶有兴趣、津津有味。
本书得到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孙立群老师倾情推荐,并亲笔作序。

注:《说不明 道不清1:你不了解的开放发达之明清两朝》为2018年1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已经2次印刷。多次进入京东历史类畅销书排行榜前列,曾位列历史类新书销售榜第一名,并入选京东趣味与智慧兼顾的10本通俗说史推荐。

试读内容

目录
推荐序(一)
开场白
一场马拉松
英国道路
江南奇迹
让西方中心主义寿终正寝吧
三个大爷与一个陷阱
再次向各位牛人致敬
本书到底讲嘛的?
第一章 姐妹花:原来中欧如此相像
经济指标
GDP与人均GDP比较
国民收入与人均国民收入
江南 VS. 英国
生活水平
平均寿命
居民消费
饮食男女
食肉动物
糖与茶
穿衣戴帽
住房又如何?
“吴俗多奢少俭”——江南消费社会
奢侈原来如此重要
市场经济
全国统一市场
长途贸易与市场整合
市场整合:中国、欧洲哪家强?
土地市场
土地私有化
宗族关系?那都不叫事
卖地经商
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啦
土地交易方式的规范化
倒霉!欧洲的土地市场
劳动力市场
人身解放
自由迁徙
劳动力市场价格
亚当·斯密在中国
“看不见的手”渗入农业
卖粮换钱
经济作物为王
区域分工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商人与商业
被人鄙视的商人
商业大发展
商人地位提高
儒教伦理与商业主义精神
明清中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技术差别
英国的技术专长
中国的技术专长
政府作用
促进土地自由买卖
重农抑商?官商合作?
赋役改革
一条鞭法
摊丁入亩
社会保障政策
常平仓与截漕赈灾
平粜制度与土地赎回
章尾废话
第二章 大分流:工业革命优先光顾英国
工业革命
水壶
格拉斯哥大学的编外临时工
重工业:煤铁革命
早期工业化
英国的早期纺织业
英国的早期金属加工业
早期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的关系
马尔萨斯在欧洲
生态紧张
燃料危机
工资地租比迅速下降
生态危机
与亚当·斯密聊QQ
能量紧张
勤劳革命
丹麦与荷兰
矿物能源经济的新希望
煤这么好,为什么别国不抢先利用呢?
有人反对我的观点喽
别忘了中国参与创建的近代世界经济体
生态缓解贸易:世界经济体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
鬼田与鬼工
章尾废话
第三章 大揭秘:近代中国与工业革命
人类的四分之一
工业革命的关键
越来越小的林地
中国的燃料危机
燃料制约
英国工业的救星——煤,你在哪里?
耕地,宝贵的耕地
江南农业的集约化发展
土地复种指数的提高
靠大粪发财致富
施肥增产
中国的勤劳革命
中国的“圈地运动”
江南经济何去何从
农业:近代工业化的基础
江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粮食短缺?
近代世界经济体与土地密集型产品
粮食的输入
肥料的输入
其他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输入
江南鬼田的作用
边缘区的进口替代
江南的逆工业化趋势
英国咋做到滴呢?
英国的独门秘籍
章尾废话
第四章 未完待续

 
推荐序
《说不明 道不清》第一册《你不了解的开放发达之明清两朝》采用非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讲清了一个问题:16-18世纪的明清中国经济发达,对外贸易繁盛,积极参与创建近代世界经济体。在此一创建过程中,中国社会自身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它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疑问:19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能保持在16-18世纪发达开放状态,而是被西欧赶超?我相信大多数读者读完第一册全书后都会产生这个疑问。而这个疑问也正是作者杨光在第一册结尾答应要回答读者的。如今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读者终于可以从《说不明 道不清》第二册中一探究竟了。
本书作者杨光是我的学生。一个管理学学士凭着对历史学的向往与执着,取得了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虽然没有从事与历史直接相关的工作,但一直怀着对历史学的热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没有放下史学专业,而是继续读书研究。他的学术兴趣也比较广泛: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都有所涉猎。《说不明 道不清》系列丛书就是杨光自攻读研究生以来,对世界近代化以及中国在其中作用地位问题思考的结果。
近代化研究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英文单词modernization对应着汉语中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两个词。Modernization是modern衍生而来,根据Dictionary by Merriam(韦氏词典),modern一词的含义是:表性质时,是指现代、不久之前的时期;表方式时,是指新的、与传统不同的;表时间时,是指公元1500年至今这个时间段 。这说明英文中并无“近代化”与“现代化”之分。因此学界对这两个词一般也都是同等对待的,本套丛书也是如此。
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研究,实际上是针对1500年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研究,它涉及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教育、个性解放、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科学技术等等)。但无论近代化研究包括的范围有多广泛,归根结底它是对人类社会(或某一国家、地区)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人类实现这一历史转变历经了将近500年的时间(公元1500年至今),当今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传统处于现代之中。
工业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工业化的实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近代化完成的标志。英国是人类世界第一个完成近代化的国家,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因此,任何研究近代化的学者与著作都绕不开对工业革命与英国近代化模式的研究与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展开近代化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与体系,比较有名的有: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出自西方学者,也大都烙上了欧洲中心论的痕迹。
20世纪90年代起,一股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近代化研究学派异军突起,他们挖掘了很多新史料,提出许多新观点,为理解世界近代化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解释方法。《说不明 道不清》丛书正是吸收了这股非欧洲中心论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册着重讨论了为什么率先爆发工业革命的是英国而不是中国(或者说不是江南地区)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本书至少有以下三个与众不同的优点:
第一,将视野扩展至经济史、生态史领域,不再仅仅纠缠于明清中国思想保守、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等传统观点。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与市面上充斥的政治史、军事史和人物传记等比起来,经济史普及著作(特别是较为严肃正规的经济史普及读物)并不常见,但实际上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经济史)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可谓浩如烟海,光是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就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等不下三种。这就说明经济史研究成果并没有被爱好历史的普通读者广泛知晓,研究与普及之间严重脱钩。
生态史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的距离就更远了,可能很多读者都没有听说过生态史这个当下颇为热门的史学分科。它是一门从地理环境的生态结构角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与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学分科。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关注度的提高,生态史研究也越来越热。但生态史的普及工作可以说根本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册吸收了明清中国经济史和生态史的大量最新研究成果,从人口土地比、燃料短缺、农业生态危机、生态缓解机制等方面重新诠释了中国与英国在19世纪发展拉开差距的原因,再次给读者呈现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与历史叙事模式。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能否为大众所接受,单是将它抛给大众,我相信就定能引起一片激烈的争辩与探讨。
第二,博采众家之长,充分利用现有史学理论,以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史学视角解释19世纪中国、西方经济发展大趋势。书中吸收了加州大学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史观,引用了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研究成果,利用了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通过比较江南与英国的工业化道路,阐明近代中国未能保持领先地位的经济与生态原因。阅读本书犹如与众多重量级的学者交流观点、沟通思想,一定会大大满足读者的求知欲与好奇心。
本书首先肯定的一个观点就是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差距拉开(这种差距拉开被彭慕兰称为“Great Divergence”即“大分流”)的时点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的工业革命,而不是较早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政治革命或其他什么历史事件。第一章从经济总量、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市场经济发达程度、自由劳动力、市场作用发挥机制、商业与商人地位、技术发展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众多方面,阐述了17世纪-19世纪初中国与欧洲极其相似,说明此一时期的中国并没有明显地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有些领域甚至比欧洲还要领先,总体上与欧洲处于不分伯仲的状态。
在排除了这多么相似因素以后,作者在第二章中仔细分析了中欧在发展中的不同之处,指出17-18世纪的英国虽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生态危机,但之所以能够赶超中国,是因为其自身幸运的煤矿位置与世界经济体为其整合资源的强大能力,使得英国能率先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摆脱生态危机的束缚,能够保证在人口与人均占有量双增长的同时,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减(甚至还有提升)的基础上,将大量资源(主要是在前工业社会不可替代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从农业移入工业,推动早期工业与煤铁业迅速结合,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进而实现近代工业化,第一个步入近代社会。
第三章作者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面临的生态压力、迈向近代化的有利因素以及未能率先实现近代化工业的具体经济与生态原因。虽然江南地区利用其自身在近代世界经济体中的核心区地位,也可以整合输入一定量的土地密集型初级生态产品,但由于煤矿的不利位置(中国的煤矿多分布于山西、内蒙等远离江南核心区的地方,且与江南没有廉价的水路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早期纺织业技术扩散后,与江南地区贸易的边缘区、半边缘区纷纷实行进口替代出现核心化趋势,输入江南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减少,同时江南工业制成品的市场也在缩小,造成江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逆工业化趋势,即原本已经投入早期工业的资源与劳动又转入农业生产。这样中国的核心区江南的早期工业未能与煤铁业结合,也就未能率先实现近代工业化。
第三,本书一改从市场需求角度探讨工业革命爆发原因的传统视角,从供给侧角度解释工业革命与近代化成因,为当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都提供了历史借鉴。我们知道传统观点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是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所造成的。欧洲(特别是英国)自1500年新航路开辟以来多年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为英国提供了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大,国内工场手工生产已无法满足需求,一场将手工业生产变革为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也就呼之欲出了。但本书却将视角转向了供给侧,从能量供给、生态压力的缓解以及资源、劳动力在工农业间分配等角度着重强调供给自身转变的机制与原因,认为矿物能源经济取代有机经济、世界经济体为核心区整合初级生态产品以缓解其生态压力都有助于英国、江南等核心区将有限的经济资源(特别是极其稀缺的土地)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工业,从而催生工业革命,实现近代化。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越来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即积极调整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以适应市场不断高端化的新需求。国家已经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此,当今中国处于一个历史转变的新时代,正如本书所阐述的工业革命转变期一样。我相信在历史的启迪下,当今的中国一定能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我们会越来越近。
当然,本书秉承了第一册通俗诙谐的语言风格与叙述方式,而且还“邀请”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维多利亚女王、柳如是、郑板桥、张履祥、周莹、林肯、伍秉鉴、徐光启、乾隆帝、嘉庆帝、时传祥、瓦特、俾斯麦、博尔顿等中外名人聊天座谈,相信绝大多书非史学专业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饶有兴趣、津津有味。
是为序。

孙立群      
2018年1月于南开园




开场白
相信阅读本书的小伙伴们已经读过《说不明道不清(一)——你不了解的开放发达之明清两朝》(以下简称“第一册”)了。在第一册中,笔者通过考察16-18世纪中国的海外贸易、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近代化转型和强大的工业供给能力,彻底颠覆了中国自明代开始就闭关锁国、落后保守的错误认识,也动摇了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回应”模型及世界近代史的资本主义从欧洲向全球扩散模型 ,为小伙伴们展现了一幅开放发达的明清经济图景:16-18世纪中国强大的供给能力吸引着西欧的市场需求,晚明开始的白银货币化使得白银成为中国经济中实际上的主币,同时美洲殖民地的银矿大开发使得欧洲人掌握了大量的白银供给。在世界市场中,中国能提供丝织品、瓷器、茶叶的供给,需要白银,而西欧对中国商品有巨大需求,并控制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白银矿藏;同时中欧双方商人在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展开了长达几百年的贸易,近代世界经济体就此诞生。它的诞生正是中欧实体经济互补与合流的结果,它诞生的真正动力在于中欧实体经济的需要与发展。近代世界及近代世界经济体的形成是围绕着中国强大的工业供给能力而展开的,因此明清中国的供给能力是近代世界最终形成的不可或缺之东方驱动力。
在第一册的最后一章中,笔者答应在第二册中要解释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没能保持16-18世纪开放发达状态。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曾经问过我的,既然16-18世纪的中国是开放发达的,为什么在19世纪却被西欧赶超呢?如果我不能合理地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就只能接受16-18世纪中国是闭关锁国、落后保守的传统观点。鉴于第一册最后一章已经承诺要用一本书的篇幅说明这个问题,现在笔者就来兑现这个承诺。
一场马拉松
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笔者特别喜欢长跑,还参加过北京的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是一种比拼耐力的较量,在前80%的赛程中保持领先的选手,不一定能取得比赛的胜利,在最后20%的阶段,保存体力暂时落后的选手会加快速度迎头赶上,前段保持领先的选手如果还是以正常速度跑步,就势必被后来者赶上。虽然自己没有放慢脚步,但被加速的后来者赶超,这就是所谓相对落后。
如果我们把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想象成一场马拉松比赛,各个国家和地区就是参赛选手,中国在这场比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8世纪后半期,虽然自身发展速度没有明显变慢,但被加速发展的英国等西欧国家赶超,因此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也是一种相对落后。
既然近代中国的落后是一种相对落后,我们就要看一看赶超中国的其他选手是如何加速的,它们具备了哪些有助于加速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国是否具备。只要我们能找出那些推动西欧经济社会发展而中国不具备的条件,我们就基本弄清其中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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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小伙伴:你凭什么认为看本书的读者就已经读过第一册了呢?我就没读过,怎么办?要不作者送本第一册给我吧。
作者:送,我可是送不起呀。但你可以到喜马拉雅、蜻蜓FM、懒人听书或荔枝FM上搜索“说不明道不清”或“果然阳光史学会”免费收听第一册的有声版。
读者小伙伴:哦,那还不错。我去听听。再问问你,这本书真的能告诉我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吗?
作者:当然了,我费这么大劲写这么多破玩意儿,不就是为了告诉你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吗?
读者小伙伴:可我上中学时,教科书已经告诉我了:明清实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把技术发明看成奇技淫巧、抑制资本主义萌芽,还有什么来着,记不清了,反正我已经知道了。
作者:我TM要是还写教科书上的那些陈词滥调,你觉得还有人看吗?我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材料,不就是为了提出新的解释吗?本书的解释肯定与你看过的任何解释都不一样,你刚才说的那些都不符合史实,全是瞎说。
读者小伙伴:真的?那我要好好看看,你小子到底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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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道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书中正式提出“大分流”的概念,他认为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前半期的工业革命正是中欧发展的分水岭,正是因为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才使英国经济发展加速,进而超过了中国,从此中欧发展分流,欧洲经济急剧发展,中国则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经济停滞或缓慢发展。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界就非常重视对西欧近代化道路的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西欧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英国道路一向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的爆发都被认为是全球其他国家的标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成为了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世纪的英国更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都将英国作为学习对象,纷纷派出留学生,同时还大力引进英国技术、机器、管理方法、企业运作模式、政治制度等,英国道路俨然已经成为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模式”。
英国近代化道路的最有力表现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向近代的工业经济转变,其转变的核心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爆发于1760年代至1850年代的英格兰中部、西北部地区,它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主编的《欧洲经济史》写道,工业革命“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革来说明: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变革、工业结构变革。这些变革和(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人口、总产值及人均产量(即使不是立即、但是最终将实现的)持续增长有着一定的联系”。总之,工业革命是机器工业化的开端,是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里程碑。而英国道路正是成功地体现了这种里程牌意义。虽然笔者反对将英国道路视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模式和前近代经济的必然归宿,但我们仍可以将英国(或其近代化道路)作为探讨中国相对落后之谜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比较对象。
最后笔者要明确一下,本书中所称的“英国”是指英格兰与威尔士。
江南奇迹
早在1986年,美国著名汉学家柏金斯(Dwight Perkins)就指出,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和北美,用了150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上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中国近40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而这一奇迹正在验证柏金斯30多年前的话。
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中写道“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因此,近40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必定有其历史原因,我们能从历史中找出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源。
江南地区属于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根据2010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 16个城市为核心区,国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本书所指的江南地区按照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的研究结论,依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其地域范围应限定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以及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总面积约4.9万平方公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南地区经济获得了十分迅猛的增长。1978年江南地区人均GDP约为1200美元,不到当年法国(9424美元)的1/8或者英国(5727美元)的1/5,仅相当于西欧最穷的国家葡萄牙(2349美元)的一半。根据无锡市统计局吴红星的《2014年长三角核心区经济发展报告》,2014年长江三角洲核心区GDP总量已达到10.60 万亿元。长三角核心区以1%的国土面积,5.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6.67%的GDP,说明了该地区无愧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奇迹。
根据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7308万,人均GDP约14.5万元,折合23612美元。2014年人均GDP几乎相当于1978年的20倍,相当于2014年法国人均GDP(44192美元)的53%或英国人均GDP(48191美元)的49%,已经是2014年葡萄牙人均GDP(21480美元)的1.1倍。1978年至2014年仅仅36年的时间,江南大有赶超西欧先进国家之势,小伙伴们不要忘记江南核心区还保持了8%-10%的年经济增长,江南地区的人均GDP达到甚至超过英法等西欧国家也许指日可待。
造就江南经济奇迹的原因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措施、海外资本和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大量引进,无疑是江南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但仅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江南经济奇迹的发生,因为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江南,而且也存在于全国许多其他地区。1992年前,广东和福建从这些因素中受惠比江南更多。闽粤地区享有着更为优惠的政策,在吸引外资方面也保持着更为有利的地缘优势。事实上,在1980-1990年长江三角洲GDP年均增长13.19%,远远低于广东省(18.69%)和福建省(19.62%)GDP年均增长量。但是到了1992年以后,江南获得了与广东、福建相似的政策,于是江南的经济表现即超过了广东、福建和中国其他地区。2014年江南核心区GDP已经达到广东省GDP(67792.24亿元)的1.56倍,福建省GDP(24055.76亿元)的4.4倍。从中小伙伴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造就今日江南的经济奇迹的,不只是上述因素。上文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启示我们,江南地区经济奇迹的实现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从宋代开始,江南地区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位。江南的领先地位无论制度变更、政权更迭、战争和平,还是技术革新、疾病肆虐,一直保持了下来。反观欧洲,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最发达地区几经变换:从君士坦丁堡到德意志的自由市、到威尼斯、再到伊比利亚半岛、再到低地国家,再到不列颠。
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说:由于拥有长期而发达的工商业基础,今天江南的经济奇迹,是在新的条件下将传统经济中有效因素加以利用的结果,江南地区,特别是其核心区比中国其他地区更适应近代经济成长。
让西方中心主义寿终正寝吧
由于19世纪中国的落后是相对于欧洲的,所以本书采用了比较的分析方法。传统研究中,经常以民族国家作为比较对象,例如拿中国近代化道路与英国道路进行比较。传统研究方法通常是找出那些在英国发生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事件,比如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圈地运动造成的大量自由劳动力、海外殖民扩张使广大殖民地沦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等等,同时又举出一些只在中国出现而英国没有的情况,比如明清国家专制保守、政治腐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打压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剥削残酷,占有他们全部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并将剥削所得全部用于挥霍消费而不去扩大社会再生产;明清中国的法律制度不保障产权;儒家价值体系和教育制度抑制发明创造精神;明清人口暴增,导致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 等等。
传统的研究方法充分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又称“欧洲中心主义”)的阴魂仍然没有彻底消散。正如我在第一册开场白中讲到的,西方中心主义是19世纪开始产生的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的一种隐含的信念,自觉或下意识地感觉到欧洲特别是西欧对于近代世界的优越感,它还认为西欧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此西欧是引领世界文明特别是近代文明发展的先锋,也是非欧地区迈向近代文明的灯塔。
但笔者认为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方式中存在两个不妥之处。
第一,在比较单位的选择上存在不妥。传统研究经常将中国与英国进行比较,可明清中国既存在市场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又存在经济落后、封闭保守的甘肃;16-19世纪的欧洲实际上与中国类似,存在经济发达的英国、荷兰和经济落后的巴尔干地区。中国面积、人口与欧洲在同一水平上,而远远大于英国,而江南地区不但与英国一样同属于核心区域(都具有相对自由的市场、广泛发展的工业和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繁盛的对外贸易等),而且就各自所起到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与英格兰更具可比性。那我们为什么不像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那样直接比较中欧各自的核心区(江南vs.英国)呢?所以本书放弃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比较对象,改采中欧各自的核心区作为比较单位,也就是用江南对比英国,用中国对比欧洲。
第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存在不妥。西方中心论认为英国道路是一条“正常”的发展道路,并把工业化、资本主义视为前近代社会经济演变的最终归宿。在研究展开前就已先行认定英国道路的必然性、先进性,在研究中为了证明这个结论,必然会刻意“寻找”甚至扩大明清中国的“落后”因素,而对中国的先进因素或英国的落后因素却视而不见。持有西方中心史观的学者更多关心的是江南经济史中“应当发生什么”,而较少真正关心江南经济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一般认为明清中国技术停滞、制度僵化、人口危机、国家和统治阶级极力阻碍经济发展等,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不可能自发出现近代经济成长。然而,这些观点并未得到充分的证实,有些甚至只是一种“神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史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与看法,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加州学派 的兴起,更是对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主流观点提出挑战。他们指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并未停滞,海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国家作了不少努力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例如鼓励农业、兴修水利、放宽对工商业的限制、维护国内正常的贸易秩序、消除国内贸易障碍、保障人民基本的人身和财产、积极赈灾、减免赋税等。这些举措导致了工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市场机制变得更加有效,人民生活水平有相当的提高,教育日益普及,社会流动性加强,社会也变得更加平等。在近代早期(16世纪至工业革命前),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与西欧之间,在人口行为、劳动生产率、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并不如过去所想象的那么大,中欧彼此的经济发展水平在1800年前后也比较接近。只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中欧发展的“大分流”才逐渐显现出来: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走到了前头,而中国则落到了后面。新观点对中欧大分流的原因也做出了更加深刻的分析。
上述全新研究推动了明清中国经济史研究向前发展,并使之得以摆脱以往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从而避免了把中国的实际削足适履地塞入英国道路的历史经验之中,并且为江南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将明清经济史学界反西方中心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普及给各位热爱历史的小伙伴,同时也希望能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为西方中心论的寿终正寝做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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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朕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和印度女皇,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1837年―1901年在位,在位长达64年。朕在位期间大英帝国国力蒸蒸日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因此被世人称为“日不落帝国”,帝国的身影……
作者:你说完了没有?每次篇尾对话就这么点篇幅,你想占去多少?
维多利亚女王:我说完了没有?我说的话还不都是你小子写的?你不写,我能说吗?
作者:好,好,怨我,怨我,还不行吗?
维多利亚女王:可不怨你!不过,我看你这是要全面否定西方中心论呀。你野心倒是不小,但欧洲就是近代世界的中心,是你否定不了的。工业革命就是爆发在我们英国,哼,小样的。
作者:没错,工业革命是在你们英国爆发,英国确实也是第一个实现近代工业化的国家,这些我都承认,我也承认近代中国落后于欧洲。但我要找出落后的原因。
维多利亚女王:我们大英帝国励精图治,开疆扩土,暴霜露斩荆棘,容易吗我们?你特么几句废话就想否定掉?没门!
作者:我们中国人民和你们英国人民一样,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辛苦劳作。不要以为近代中国低人一等,本书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分析得一清二楚:你们英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体的发展,也就离不开中国的发展。
维多利亚女王: ,我倒要好好看看你的异端邪说了。
作者:好,您就瞧好吧,全是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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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爷与一个陷阱
现在笔者要把本书涉及的一些经济学基础理论,用通俗的语言给各位小伙伴们介绍一下。
所谓三位大爷是指三位名震天下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亚当·斯密的代表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的简称《国富论》可能更有名;大卫·李嘉图以《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名闻天下;托马斯·马尔萨斯则有名著《人口论》。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找他们的原著读一读。我在这里不可能将他们的经济学思想都一一介绍,只是重点说说与本书相关理论。
这三位大爷都是生活在18-19世纪的英国,虽然他们(特别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工业革命正在开展中,但他们谁也没有看到工业革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及工业革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工业革命是一场相对平静、波澜不惊的静悄悄的工业变革。三位大爷仍然生活在一个技术变革缓慢、创新罕见的世界中,他们认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全部必需品——食物、衣物纤维、建材和燃料——都必须出自土地,经济发展更多地是依靠市场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加强,随着生产的提高,人口必然增多,由于人口增殖能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能力更为强大,工资与地租比势必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工资会下降到只够糊口维生的程度,而不会出现近代社会中人均收入持续高涨,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情况。
马尔萨斯更是认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没有天灾或战争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消灭手段,那增长的人口会使一个社会不得不将更多的稀缺资源(主要是土地)投入粮食的生产,这样用于生产衣物纤维、建材和燃料的土地就会大大减少,而粮食产量的增加又会推动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反过来使得粮食生产占用更多的土地。随着投入粮食生产的土地越来越多,其边际生产率 就会越来越低,因为人们势必最先耕种肥沃的土地,然后开发不太肥沃的,最后再去开垦贫瘠的土地。当人口不太多时,人们只需耕种肥沃的土地即可满足需求。我们假设1亩肥沃土地可生产100单位粮食,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开始开发不太肥沃的土地(假设1亩不太肥沃的土地可产60单位粮食),每亩土地的生产率就从100单位降至60单位,可为了维持新增的人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虽然投入生产的土地所增加的粮食产量变少了,但总产量还是在增长,所以这样做法还是划算的。可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人们就不得不开垦贫瘠的土地(假设1亩贫瘠的土地可产40单位粮食),每亩土地的生产率又下降至40单位了,由于人口的增加,虽然边际生产率已经很低了 ,新增产量都不足以维持新增人口原有的生活水平了,但为了增加总产量以供养不断庞大的人口,也只能如此了。就这样社会生产就会陷入这样一种死循环,即为了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耕地,而边际生产率已经非常低了,甚至已经接近或者低于新增人口的维生需要了。这种死循环被人们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使得除了农业外,其他产业特别是需要大量木材做燃料的工业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因为耕地的扩大必定意味着林地的缩小,而林地的缩小就使得冶铁、印染、制盐等大量消耗燃料的工业很难进一步发展。在前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资源最终都要回到土地,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能量最终都要靠植物的光合作用来提供,这种经济被称为“有机经济”。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边际生产率逐渐降低,同时也限制了非农业的从业人口,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被迫留在了农业,工业也就得不到大规模发展。上述的尴尬局面正是18-19世纪英国、江南等世界经济发达的核心区所面临的真正图景。
马尔萨斯陷阱实际上是土地上生长的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所转化的太阳能数量极其有限,它制约了人类经济的发展极限,粮食、衣物纤维、燃料、建材的生产都在抢夺土地,即抢夺绿色植物所转化的太阳能,而土地的提供的原材料与能量有限,所以经济就被限制在这种有机能源所提供的能量范围之内,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开发新能源,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工业革命正是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因素,正是工业革命实现了有机经济向矿物能源经济的历史性转变。本书实际上是要告诉小伙伴们英国是靠什么爆发了工业革命从而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中国(以及荷兰、日本畿内地区、印度古吉拉特等世界其他核心区)为什么没能跳出这一陷阱。
再次向各位牛人致敬
与第一册一样,笔者还是要引用牛顿老爵爷所说“假如我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再次向本书所倚仗的史学前辈、大牛致敬。笔者还是先列举一下这些史学前辈和大牛们:荷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英国历史学家里格利(E. A. Wrigley)、斯科菲尔德(Roger Schofield),中国史学家李文治、欧阳凡修、全汉升、吴承明、方行、张忠民、李伯重、范金民、徐新吾、曹树基、葛全胜、汪崇筼、江太新、杨国桢、刘瑞中、刘光临、刘逖、李宏利、许檀、经君健、梁柏力、吴建华、黄敬斌、张卫良,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加州学派的历史学家彭慕兰、王国斌、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李中清(James Lee)等等。
本书汲取了他们每位的研究成果,笔者仍然希望自己能将他们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以通俗的文字呈现给各位小伙伴,同时也希望能与大家交流探讨以达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目的。
本书到底讲嘛的?
本书的主旨是利用学界非西方中心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经济学、生态学的角度用通俗的语言阐明中国为何没能及时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工业革命为何没在中国率先爆发,从而真正揭开近代中国落后之谜。时间跨度基本在17世纪-19世纪前期(截至鸦片战争),为了表述方便,本书所称明清时期特指这段时间。
除去开场白外,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关注于工业革命前的17-19世纪上半叶,对比此一时期的江南与英国,我们会发现在经济总量及人均占有量、生活水平、市场经济成熟度、商业和商人地位、技术水平、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方面,江南与英国不分上下,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从中我们可断定这些因素并不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第二章我们来分析什么因素导致工业革命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期在英国爆发,通过分析我们得知近代世界经济体带给英国的大量生态产品和煤的大量开发使用缓解了生态紧张、资源紧张状态,从而使得英国在人口增长、人均消费增加的情况下,仍有能力将大量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并最终推动工业革命的到来,实现了有机经济向矿物能源经济的转变。第三章我们来分析一下18-19世纪的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获得类似英国的有助于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有利因素。我们知道近代世界经济体诞生的最终动力是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强大的工农业供给能力,而处于核心地区的江南地区却未能从世界经济体中获取足够的生态产品,也就未能缓解马尔萨斯式的生态紧张状态,再加上中国煤矿大多分布于内蒙、山西等西北地区,江南核心区利用较为困难,工业发展在江南乃至全中国都阻力重重,从而造成了19世纪中期开始的相对落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才逐步实现。第四章是全书的总结,进一步讲明世界经济体与煤在工业革命爆发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最终揭示近代中国落后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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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你把我们搬出来给你说事儿,还叫我们大爷。我是谁大爷呀?我是你大爷呀?
大卫·李嘉图:没错,我也是你大爷的。
作者:哎呦诶,我说,您二位就是我爷爷的大爷,我也不吃亏呀。您跟我一晚辈,就别计较这么多了。您看人家斯密大爷,就不说话。
大卫·李嘉图:废话,你不写他说话,他能说话吗?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马尔萨斯:就是,你是作者,让谁说话谁说话。我们都是英国人,哪会汉语呀,你写得不也挺顺吗?我和小李观点一致,坚信人类经济发展有上限制约,边际收益递减,那个什么马尔萨斯陷阱确实存在,虽然我不喜欢别人把我的名字用在陷阱上。
作者:你们就是死得早,连你们英国都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了。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有机经济最终被矿物能源经济取代了。
大卫·李嘉图:老马,你说咱俩就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怎么就没赶脚出来工业革命呢?
马尔萨斯: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长期延续的工业变革,静悄悄地,我们都不知道,估计斯密也不知道。
作者:恩,所以还是建议您二位也看看我的书吧。
大卫·李嘉图:好,我们都买一本,给你捧捧场。
作者:谢谢,谢谢!
马尔萨斯:小李,走吧咱,到点儿了,咱不是跟斯密定的今晚撸串吗?别晚了。
大卫·李嘉图:好嘞,走着您,回见了您嘞。
作者:二位爷,慢走,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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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3 15: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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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 作者什么也没说